(六)税收名称的发展

税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名称，特别是在我国，由于税收历史悠久，名称尤为繁多。但是使用范围较广的主要有贡、赋、租、税、捐等几种。贡和赋是税收最早的名称，它们是同征税目的、用途相联系的。贡是向王室进献的珍贵物品或农产品，赋则是为军事需要而征收的军用物品。税这个名称始于“初税亩”，是指对耕种土地征收的农产物，即所谓“税以足食，赋以足兵”。但我国历史上对土地征收的赋税长期称之为租，租与税互相混用，统称为租税，直至唐代后期，才将对官田的课征称为租，对私田的课征称为税。捐这个名称早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但长期都是为特定用途筹集财源的，带有自愿性。当时，实际上还不是税收。明朝起捐纳盛行，而且带有强制性，成为政府经常性财政收入，以致使捐与税难以划分，故统称为捐税。总之，税收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税收的经济内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税收发展史。

三、中国古代税收史

（一）、先秦

夏朝采取法律形式确立国有赋税制度。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贡"法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

商朝的赋税立法没有准确详实的直接史料。《孟子•滕文公上》有"殷人七十而助"说。孟子在此解释"助"就是"籍也"，即耕种公有土地的平民为商王提供的力役地租。其税率按孟子说法，应是十一税率。

周朝基本上是沿袭了夏商的赋税制度。西周仍实行井田制，在此基础上推行"彻法"。

两周时期的赋税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公元前685年左右管仲相齐，实行"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虚"；同时，"划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驰而税"，按土地质量等级和年景的好坏向土地占有者征收赋税；公元前645年晋国"作辕田"，"作州兵"，据说就是把土地赏给实际占有者，按占有土地地多少负担军需兵器；公元前594年始，鲁国实行"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按私人占有土地面积计亩征收税、军赋、田赋等；公元前548年，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进行私有土地的登记，根据收入的多少和土地的等级来确定赋税；公元前538年，郑国"作封洫"，承认土地占有的现实；"作丘赋"，按私有土地收赋税；公元前408年，秦国"初租禾"，按私人耕地的收获量征税。春秋时期的赋税制度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战国时期，井田制为中心的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封建田赋制度确立。当时田赋征收有"税地"和"税人"之说。"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把土地与粟作为田赋征收依据。

  秦统一六国后，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了改进。田租、赋税是秦国家的重要财产来源。秦除按地收租外，还论户取赋，也就是所谓的口赋，即人头税。秦时的赋税除上述两项外，还有徭役制度，就是无偿征取力役之课，是秦赋役制度的重要部分。

赋役乃汉代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汉代的赋税除最主要的税种--田租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税源就是口赋。这是承袭秦的税制。

赋役和力役是封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赋役立法。隋及唐前期的赋税制度均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

租庸调法始于隋朝，以人丁为基本依据和计量单位。隋初规定，"始令人以二十一成丁，岁役不过二十日，不役者收庸"。后来年老者收庸免役成为定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唐武德七年，在实施均田制时重新颁行租庸调法。租，即每个受田的成丁男子每年纳租粟二石或稻三石；调，即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或绢二丈，棉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即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每日纳庸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唐中后期，均田制遭破坏，大量失去土地以及没有获得足额授田的农民无力承担租庸调制下的赋役义务，国家财政大幅下降。为解决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主持制定两税法。该法取消了原来租庸调法按人丁为依据征收赋役的作法，改为以户为单位，按土地、财产多少分别征收地税和户税两项。两税法按土地及财产征税的作法，有利于税收的均衡负担，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措施。执行的结果是朝廷的税收有明显增加，对稳定唐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唐中后期，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唐政府采纳大臣建议，开始对盐、茶、酒征税，同时沿袭前朝旧制，继续征收商税和关税。唐代后期还恢复沿行一种税赋--契税。契税起于东晋南朝的"估税"。

 宋仍沿袭唐两税法，但将两税分为田赋，"宋田赋率每亩在一斗上下。"宋开始实行钞盐法，商人向政府交钱领取钞盐券，凭券买盐销售。宋盐税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另外，宋还对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征税。

元政权占有中原的时间先后不同，各地原来的法制也有差异，形成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南北税制不同，税赋不一，素有"南重于粮，北重于役"之说。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元继续实行盐专卖，盐利是元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 元的茶税也是政府的一项大宗收入。 除上述盐茶专卖外，元对酒醋等也实行专卖并课税。另外，元还实行市舶课税法和商税法。

明和历代一样，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农业税、田赋是国家最大的财政进项，辅之以丁赋、差役。明代初行两税法，田赋分夏税、秋粮，中叶以后改行一条鞭法，赋、役渐有合并之势。明初年，为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户籍、土地状况进行了清查，编造了记载户籍的"黄册"和记载土地状况的"鱼鳞图册"，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国家仅次于赋役的税收，就是盐税，明代继承宋元制度，通过盐引专卖来收取。明代对内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十分发达。明政府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对投入流通的产品都依法征收赋税，国家由开始的法无明文规定任意征税到重视以法征税。 明代的商税主要包括市税、关税和舶税三种。关税，又称"通过税"，是指在商人比经交通要道设关立卡，征收通过税。明中叶以后，由于赋税沉重，百姓逃亡严重，原有的赋税制度日渐失效，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为此，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f改革，将各种赋役尽可能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其主要内容是以土地为主要征税对象，以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的征收；以县为单位统计差役、杂役所需人力、物力的总额，平摊到全县土地税中，作为土地税一起征收白银；另外将各种"均徭"改为按人丁数征收白银，称为"丁银"，由官府自行征收解运代替原来的"民收民解"。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镇守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原来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税赋的合理分担。该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我国自秦汉以来，人民对官府或国家历来承担着两类义务，一是徭役，唐是租庸调制，人民可亦庸代役，实际上是人丁税；一是田赋，按地亩征收，或实物（粮谷等）或折银，实际上是土地税。宋改行两税法，明发展为一条鞭法，使人丁与田赋两种税制渐有合一的趋势。清初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土地买卖的放开，将人口与土地绑缚在一起已经显得没有意义了。终于在康熙末年命令废止人丁税，实行地丁合一的制度。康熙五十一年上谕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地丁合一，或叫摊丁入亩政策使得土地的开垦和人口的增加达到了历史空前水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至乾隆中期，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地丁合一的政策，康熙五十二年户部遵旨议准为定例，雍正三年修律正式作为条例纂入律中。地丁合一作为一项重大政策，在律例中特设专条，表明这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决策更加有了法律保证。

总结：中国赋税历史源远流长，夏代开始，就出现了贡。进入战国，以鲁国“初税亩”为标志，开始征收实物田税。租税制一直延续到秦、汉、两晋。北魏实行均田制，至唐发展成为租庸调制。安史之乱之后，唐开始实行以土地、财产为征税标准、分夏秋两季征收的“两税法”。“两税法”一直沿用到明代。明朝中期，张居正提出了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的“一条鞭法”。清朝建立以后，在田赋征收上仍沿用“一条鞭法”，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地”，简化征收手续，完成了赋和役的合一。

四、民国时期的税收制度

到民国时期为止，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税收制度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先是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超过历史上的田赋，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税收。国民党政府的间接税，除了关税、盐税以外，于1928年又创立了统税，对卷烟、面粉、棉纱、火柴、水泥等各种商品征收。据统计，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关、盐、统三大间接税占当时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达到60%～70%左右。比较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从外国引起了近代直接税。近代直接税于18世纪末的英国首先创立，19世纪在资本主义各国普遍推行。在我国，则从20世纪30和40年代才开始实行，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曾经为此专设了直接税署，起先是于1936年10月首次开征所得税，继之于1939年1月开征过分利得税，后来又于1940年7月开征遗产税。

五、中国治税思想代表人物

六位中国税收思想代表人物，分别是：

管仲，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以其卓越的谋略使齐国国富民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主张治理国家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在征收赋税方面强调要懂得“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的那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至今仍为人广泛引用。

商鞅，先秦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曾推行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改革，使秦国“兵革强大，诸侯畏惧”。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主张国家的赋税政策必须为农战服务，对勤劳耕作的农民要给予奖励。他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的创始人。

桑弘羊，西汉著名理财家，协助汉武帝进行经济改革，推行了许多重要的财政政策。与商鞅不同的是，他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他主张“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认为“盐铁之利，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他在任内主持变法，改革前后延续16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扭转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重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主张“以催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

张居正，明代政治家。他在执掌国政的十年间，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有效改善明王朝的财政状况。他主张取财有制、取财有节，认为只有减轻赋税征收才有利于农商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农商关系的一种全新理论。

严复，近代思想家。严复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之后要用之于民，“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

六、中国现代税收史

建国以来，我国的税制体系基本上建立了双主体税复合税制的模式，即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辅之以其他税种的税制体系。特别是以1994年税制改革为分水岭，我国税制进入了全面改革和深化的阶段，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税制。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税制制度

（一）l950年建立新中国的税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税制很不统一。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提供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财力，就必须废除原政府的旧税制，统一税法、统一税收政策，建立起新的税收制度和税务组织机构。为此，1950年1月前政务院发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关于统一全国税收政策的决定》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和税务组织机构等一系列税收建设的重大原则，至此，结束了建国韧期税制混乱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新中国的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和税务工作体系。按照《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规定，在工商税制方面：全国统一开征了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座商、行商、摊贩营业税和所得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地产税、房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共14个税种。1950年6月政务院发布调整税收的决定，暂不开征薪给报酬所得税和遗产税，将地产税和房产税合并为城市房地产税；同时简并了税目，将货物税原定1136个征税品目简并为358个品目，印花税由原定30个税目简并为25个。1951年1月政务院发布《特种消费行为税暂行条例》，4月1日财政部颁布《棉纱统销税征税办法》，这样在全国开征的16种工商税经过调整，削减为11种税。在农业税制方面，对全国各地实行的税制、税种、税目和税率进行了调整，1950年4月全国公布实施了《契税暂行条例》，1950年9月实施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牧区省份也陆续制定了牧业税征收办法。经过上述改革，初步形成了以按产品或流转额征税的货物税和工商业税中的营业税、按所得额征税的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作为主体税种，其他税种相辅助，在生产、销售、所得、财产等环节进行课征的统一的、多税种、多环节征收的复合税制。

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使税收制度适应新的形势，国家决定从1953年1月1日起对税制进行修正。修正税制的主要内容：1．开征商品流通税。从原来征收货物税的品目中22个改征商品流通税，实行从生产到零售一次课征制。2．修订货物税。简并货物税税目为l74个，调整货物税税率，改变货物税的计税价格，由原来不含税价改为含税价计税。3．修订工商业税中的营业税。将应纳的工商业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并入营业税征收，统一调整营业税税率。已纳商品流通税的商品不再交纳营业税。4．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将特种消费行为税中的筵席、冷食、舞场税目并入营业税，对电影、戏剧等娱乐税目改征文化娱乐税。5．把棉纱统销税和棉花交易税并入商品流通税，粮食、土布交易税改征货物税，停征药材交易税，只保留牲畜交易税。6．根据合理负担、鼓励增产的原则，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修订实施了《西北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

经过上述修正税制，在基本保持原税负的基础上，使税收简并为14种。具体包括：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盐税、关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利息所得税、农(牧)业税、契税，基本上适应了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