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有26处“改革”的报告，却没有一处明确要深化改革来遏制日益加剧的贫富不均；一篇“杀气腾腾”的“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竟然只字不提改革现存的贫富不均；还有那个充满“改革”的世行与某院的报告，洋洋万言，竟然主要对着国企挥刀。
　　结果，至少是在网上，“改革”成了众矢之的，饱受空前的“围攻”。言辞之激烈，炮火之凶猛，前所未有。有人骂“违宪”，有人斥“走资”，有人说“骗局”，有人批“祸国殃民”，一段有点极端的评论居然说“从歪歪斜斜的‘改革’的字缝里，看出两个字来，是‘吃人’。

 

平心而论，虽然作为一个虚拟世界的网络，不少反应可能放大和过激，但不再相信“改革”，却让人有巨大的危机感。同时，也让人深思：为什么贫富不均急剧扩大在中国不能遏制，却任由资本傲慢和横行。贫富不均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将极为严峻：不仅是新中国建立的基础崩塌，还可能断送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生存和繁荣。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概率日益增大的可能。但为什么这么严峻的问题会不如“改革”之列？

 

市场偏爱资本

　　中国贫富不均日益扩大，资本骄横傲慢，是因为资本在中国社会经济中主宰了运行和分配格局，占尽先机和利益。

　　不过，资本霸道也是个全球性趋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79年到2007年，在美国，1％的顶级富人的收入（通货膨胀因素调整之后）增长2。8倍，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只有40％，即顶级富人收入增长是中产阶级的7倍。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1979年时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改变，相比于1979年，2007年1％的顶级富豪的收入，应比现在的实际收入低59％，即人均少$ 780,000左右，而80％的中低收入人群，其收入将增加21％，比现在的实际收入人均多10,000元。

 

依样画葫芦的分析表明，中国资本的霸道更是无与伦比。1979年到2010年间，在中国，占总人口万分之七的96万家千万富豪平均收入（财富）增加了近12万倍（主要是1992年后增加的）。而同期，中国13亿普通民众，收入仅从年收入500元增加到15000元，只有30倍。占总人口万分之七的96万家千万富豪平均收入增长是13亿人的4000倍。如果不是存在资本为王的分配格局，这样的极度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资本为王，主宰了经济运行和分配，我国30多年经济增长受益最大的竟然只是万分之七的人群，他们的总财富占全国总财富的25%左右。

 

根据前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对美国的研究，发现这种顶级富人暴富，一般民众收入增长滞后的原因是市场偏爱顶级富人，将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成果送给资本，形成了向资本献媚的分配格局。

　　而市场偏爱顶级富人，却是一成未变的市场规则同现代科技进步，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信息和通讯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计算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经济运行的结构，方式和经营关系。建立在现代通讯技术基础上的全球化，不仅改变和无限扩张了生产要素组合的时间，空间和市场的规模，而且极大增进了资本在供给链上的主导地位，从而市场促成了向资本加剧倾斜的分配格局。全球化改变了生产要素组合的时间和空间，改变了经济学关于要素分配理论的现实前提，而我们却继续按照亚当斯密的老调鼓吹“硬道理”。

 

信息技术引发的经济运行和分配是“革命性”的。
　　在19世纪，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发明了照相机，虽然充满平等信念的伊士曼，在他的工厂对所有工人实行“工资红利”，让工人们和他一起分享公司发展和增长的利益，而他这么做，在客观上却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要求的，因为照相机的生产要从当地雇工去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而相机市场的扩大也需要当地中产阶级的需求支撑。结果，柯达公司在美国的罗切斯特市，创造了两代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虽然，卖胶卷的柯达公司最近已经破产，但在19世纪却创造了“先富带后富”的奇迹。在生产和市场空间的制约下，先富和后富存在着一种相依为命的联系。没有后富，先富难以为继。